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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教师在《光明日报》刊发学术文章

作者:党委宣传部  审稿:  摄影 :  来源:宣传部  编辑:杨晓漾   点击数:

10月14日,《光明日报》在第13版“文学遗产”专版,刊登我校董继兵副教授的学术文章《阮籍<咏怀诗>的后世阐释》。该文系统梳理了历代诗评家、评论家对阮籍《咏怀诗》所作出的众多阐释,并结合这些评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、注解目的与阐释方式,从谨慎的“难以情测”、主观的“比附时事”、极力的“推崇认同”等三个方面深入探究这些阐释的缘由与影响,从而进一步揭示阮籍《咏怀诗》在历史上流传与接受的真实状况。

全文如下

阮籍《咏怀诗》的后代阐释

阮籍《咏怀诗》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,从晋宋之交的颜延之开始,一直到清代,都有评论者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或个人目的,来对阮籍《咏怀诗》进行评论或注解。结合这些评论者所处的时代背景、注解目的与阐释方式,这些阐释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:

第一类,谨慎的“难以情测”。晋宋之交的颜延之是最早对《咏怀诗》作注的人,其注有云:“阮籍在晋文代,常虑祸患,故发此咏耳。”“嗣宗身仕乱朝,常恐罹谤遇祸,因兹发咏,故每有忧生之嗟。虽志在刺讥,而文多隐避,百代之下,难以情测。”颜延之注解《咏怀诗》是配合着阮籍当时所身处的动荡社会和险恶政局,指出《咏怀诗》的意旨过于隐晦曲折,令人难以捉摸,而总的表现出“忧生之嗟”和“志在刺讥”的思想内容。在颜延之的手上,“忧生之嗟”和“志在刺讥”就构成了《咏怀诗》的两个基本旋律。在接受学意义上来说,颜延之是阮籍《咏怀诗》的“第一读者”,他这个“第一读者”的接受态度对阮籍诗歌的整个接受研究有重要意义,并就此确定了阮籍《咏怀诗》在后世评论中的大体框架和基本思路。

梁代钟嵘《诗品》首先就将阮籍列入仅有的十二家“上品”诗人之中,并评论道:“其源出于《小雅》,虽无雕虫之功,而《咏怀》之作,可以陶性灵,发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内,情寄八荒之表,洋洋乎会于风雅,使人忘其鄙近。自致远大,颇多感慨之词。厥旨渊放,归趣难求。”在钟嵘看来,阮籍诗歌不仅就其形式而言,表现为语言清新自然而无明显的雕琢痕迹,而且肯定了《咏怀诗》具有陶冶性情、启发思考的艺术效果,评价其风格为寄托深远、寓意难求的含蓄特征。同时期的刘勰,在其《文心雕龙》中也对阮籍诗歌作出精当评论:“阮籍使气以命诗”“阮旨遥深”。在刘勰看来,阮籍诗歌首先是凝情之作,诗人创作诗歌时表现出来的主观感情是激荡奔放的,并且思维敏捷,善于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,将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诉诸笔端,因而诗歌也就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。“阮旨遥深”是刘勰紧承颜延之“文多隐避”评论而来,进一步强调阮籍诗歌具有含蓄深沉的风格特征。

一直到唐代注《文选》的李善,也是采取谨慎的推测态度。其注解《咏怀诗》时云:“此独取十七首咏怀者,谓人情怀。籍于魏末晋文之代,常虑祸患及己,故有此诗。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,逐势利而已。观其体趣,实为幽深,非夫作者,不能探测之。”从中可以看到,李善结合阮籍所身处的特殊时代背景和险恶政治局势,试图探求阮籍创作诗歌的主要意图,并强调《咏怀诗》为“刺世”之作,这对于探讨阮籍《咏怀诗》的诗歌内容和思想意义,都是非常重要而可贵的做法。而且在李善看来,阮籍《咏怀诗》的诗歌风格也是幽远高深的含蓄特征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从颜延之、钟嵘、刘勰直到李善,他们是与阮籍生活时代较近的评论家,对待阮籍《咏怀诗》都采取着谨慎态度,大多强调总体印象为“忧生之嗟”“难以情测”等,并没有按诗歌中的某首某句去具体扣合历史人物与时事。究其原因,除了历史上的阮籍本身就具有非常复杂的思想性格、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些行为,还有当时的文学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过于简单,所以只能谨慎地作出简要含蓄的总体评价。

第二类,主观的“比附时事”。后来就出现了一些结合阮籍当时的政治与时代背景,去推测其诗歌创作意图与具体含义的做法。首先进行这种探索的是唐代注《文选》的“五臣”:吕延济、刘良、张铣、吕向、李周翰。《文选》“五臣注”以探讨义理相标榜,不同于李善注的烦琐引证,把注释的重点放在揭示作者的“述作之由”上,不主一字一句之探讨,只试图去揭示作者的创作动机。他们在《咏怀诗》的注里都提到阮籍是在“刺司马文王”。如《咏怀诗》其一“夜中不能寐”,这首诗的主要内容就是诗人借对夜半自然环境的所见所闻,来抒发自己孤独哀伤的情怀。这本是一首借写景而抒怀的诗歌作品,但因其为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的开篇之作,故往往在解说时易被人穿凿附会,一一求其比兴所指,如吕延济认为“‘夜中’,喻昏乱;‘不能寐’,言忧也;‘弹琴’,欲以自慰其心。”吕向则认为“‘孤鸿’,喻贤臣孤独在外;‘号’,痛声也;‘翔鸟’,鸷鸟,好回飞,以比权臣在近,谓晋文王也。”他们将诗中的字词一一比附政治时事,在注解中加入自己的推测和政治用心,所以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与武断。

元代刘履,清代何焯、蒋师沦等人,他们继承了唐“五臣”这种主观性注解诗歌的方式,靠着联系政治时局来解读许多本无政治用意和特别用心的诗歌,进行符合自己价值标准和判断方式的注解,最终还是陷入了对诗歌原意的偏离和误解之中。清人沈德潜就对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见解:“阮公《咏怀》,反覆零乱,兴寄无端。和愉哀怨,杂集于中,令读者莫求归趣,此其为阮公之诗也。必求时事以实之,则凿矣。”这种出于个人用心或主观目的去探讨阮籍《咏怀诗》的做法,由于解释之前就带有一些注解者自己的定式思维,这种具体阐释肯定会与真实情况发生偏离或误解,以至于误导后人的解读。因此,对于这些阐释应该认真对待,弄清其中原因,细心地加以辨别,这样才能去正确理解他们的注解和评论。

第三类,极力地“推崇认同”。南宋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曾评曰:“黄初之后,惟阮籍《咏怀》之作,极为高古,有建安风骨。”认为阮籍《咏怀诗》蕴含有非常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深度,同“极有风骨”的建安文学一样,表现出高深古朴的艺术风格,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成就。这种极力推崇阮籍《咏怀诗》的认识,一直有所延续,如明代李梦阳称“予观魏诗,嗣宗冠焉。”清代宋长白认为:“建安七子之后,断推阮公第一。”王夫之更誉之为“旷代绝作”。陈祚明也评论道:“阮公《咏怀》,神至之笔。观其抒写,直取自然,初非琢炼之劳,吐以匠心之感。”这些评论者都把阮籍的《咏怀诗》放在很高的艺术地位上,认为其具有非常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。探究这些评论者出现这种极力推崇态度的历史原因,主要是由于他们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,大体上都是处于汉人深受异族压迫的紧张时局之中,包括深受北方政权欺压的南宋,蒙古人统治的元代,以及满人统治的清代,于是乎这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文人们,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压抑感和时代紧迫感的影响下,造成个人内心充满着某种深切忧虑和抑郁心绪,这种心理模式就与处在魏晋高压政治环境之下的阮籍有了相通之处。在这种相通相似的心理情绪影响下,评论者的“期待视野”与阐释态度就会站在欣赏和推崇的立场上,自然就对阮籍《咏怀诗》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,于是,这些评论者们对本来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阮籍《咏怀诗》,表现出极力的“推崇认同”。

(作者:董继兵,系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)

报道链接:https://epaper.gmw.cn/gmrb/html/2024-10/14/nw.D110000gmrb_20241014_2-13.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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